2014年00321中国文化概论自考复习资料-第二章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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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14年08月07日
第三节魏晋南北朝：中国文化在曲折中的演进
永嘉之乱：八王之乱时，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，刘渊就以“赴国难”的美名。长驱直入，攻城掠地，蹂躏中原。晋永嘉二年（308年），在山西平阳称帝，国号汉。永嘉五年，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，俘虏晋朝皇帝，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十六国：西晋之后，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、先后替代，共有十余个政权，史称“十六国”时期。
玄学：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。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、王弼。他们倡导玄学，竞事清谈。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，剖析妙理，提倡放荡，是老庄思想的发展。但到稍后的嵇康、阮籍时，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“名教”欺世，于是标举“自然”大唱反调，在行为上更是放纵，不守礼法，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。西晋立国后，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、郭象屈从于司马氏，著文否定嵇、阮的主张，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。
般若学：这是佛家“空宗”的理论，强调以“空观”看世界。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，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。
涅槃学：涅槃意译为“圆寂”，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，如何成佛，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。在中国，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。
《神灭论》：由佛教引起的争论。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。这场争论以范缜《神灭论》最著名，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。
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：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，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。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“八王之乱”，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。八王之乱争夺皇权，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，实在是政权的“继统”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。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，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，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。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。所以，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：从西汉重儒术起，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，到汉晋之际，已经被权力腐蚀，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，因此，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。
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：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，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。东汉以后，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，经西晋到东晋，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。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，士庶之别，判若云泥。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，即他们是书香门第。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，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。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。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，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、文学和艺术，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。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，也更牢固、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。
开发江南的过程：长江中下游地区（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）开发的加快，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。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，疏通河道，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，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。（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）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，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。南方的开发，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。
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：佛教产生于印度，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。汉武帝通西域，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，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。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。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，魏晋之际，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，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。从那时起，教义已经为大乘经论为主。大体而言，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：前期以般若学为主，后期以涅槃学为主。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，是有南北之分的。在南朝，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南朝士人信佛，“偏于谈理”。北朝“偏于教”，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，以摆脱轮回，所以特重禅法。（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，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）
南北民族融合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，不仅是北朝的现象，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。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，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。开发所至，也就是融合所至。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。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，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。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，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，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，提倡文教。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，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“胡化”。
永嘉之乱：八王之乱时，成都王颖招引匈奴贵族刘渊作外援助战，刘渊就以“赴国难”的美名。长驱直入，攻城掠地，蹂躏中原。晋永嘉二年（308年），在山西平阳称帝，国号汉。永嘉五年，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，俘虏晋朝皇帝，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十六国：西晋之后，初期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并且互相征伐、先后替代，共有十余个政权，史称“十六国”时期。
玄学：玄学是魏晋时期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。一般认为始于曹魏的何宴、王弼。他们倡导玄学，竞事清谈。清谈的内容是谈玄论道，剖析妙理，提倡放荡，是老庄思想的发展。但到稍后的嵇康、阮籍时，因他们极端厌恶司马氏以道德的“名教”欺世，于是标举“自然”大唱反调，在行为上更是放纵，不守礼法，为世人树立了一种名士形象。西晋立国后，一些清谈名士如向秀、郭象屈从于司马氏，著文否定嵇、阮的主张，使玄学完全变成了为西晋统治及门阀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。
般若学：这是佛家“空宗”的理论，强调以“空观”看世界。代表人物早期有道安，之后有鸠摩罗什及其学生僧肇。
涅槃学：涅槃意译为“圆寂”，涅槃学主要讲成佛的问题，如何成佛，成佛的理据及成佛的阶段等。在中国，涅槃学的代表人物是道生。
《神灭论》：由佛教引起的争论。最富于观念色彩的是神灭论的争论。这场争论以范缜《神灭论》最著名，在诸多争论中也最为激烈。
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：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，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到尽头的结果。西晋败亡的直接原因是“八王之乱”，实际上是曹魏以来皇权建立不合法理的恶果。八王之乱争夺皇权，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，实在是政权的“继统”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。但继统问题的道德沦丧只是结果和表象，深层的原因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膨胀，根本妨碍着统一王朝的稳固。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奢侈腐朽。所以，西晋灭亡的文化原因及后果就是：从西汉重儒术起，几百年培育起的一个对维系社会政治有重要职责的阶层，到汉晋之际，已经被权力腐蚀，负不起它应负的政治责任，因此，西晋的灭亡是必然的。
南朝士族政治及士族文化：东晋是世家大族势力获得更大发展的时期，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。东汉以后，是士族操纵地方权力，经西晋到东晋，中央权力几乎都操纵在大族手里。大族在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得势更助长了他们的门阀观念，士庶之别，判若云泥。高傲的世家大族有一个心理依据，即他们是书香门第。士族起家于两汉经学，而国家需要经学之士的原因在于平治天下。但因此起家的士族在魏晋之际却发生了转变。他们日益向虚旷的方面发展，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学术、文学和艺术，同时也越发放浪形骸。当世家大族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，也更牢固、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。
开发江南的过程：长江中下游地区（即一般所谓的江南地区）开发的加快，是从三国时的吴国开始的。东吴政府注意兴修水利，疏通河道，农业和商业也都有相当大的发展，吴都建业成为繁华的都会。（江南大族阶层也随之出现）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，为江南开发带来了生力军。南方的开发，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。
佛教的传播及南北特点：佛教产生于印度，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。汉武帝通西域，中国与中亚的道路打通，佛教也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东土。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《四十二章经》，而早期的传教者为西域胡僧。汉魏之际佛教的传播依托的是本土固有的长生不老宗教，魏晋之际，佛教更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，在社会上层中广泛流传。从那时起，教义已经为大乘经论为主。大体而言，魏晋南北朝佛教教义的流行可分为两大阶段：前期以般若学为主，后期以涅槃学为主。佛教在南北朝的发展，是有南北之分的。在南朝，皇帝和士族对佛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南朝士人信佛，“偏于谈理”。北朝“偏于教”，其含义是北朝人的信教重在照佛教所说的去修行，以摆脱轮回，所以特重禅法。（在北朝是寺院经济妨碍国家利益，在南朝则表现为义理的冲突）
南北民族融合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，不仅是北朝的现象，也发生在南朝境内各民族之中。中原人群的南迁及对南方的开发过程，也正是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。开发所至，也就是融合所至。北方边地民族内迁的过程同样也是融合的过程。十六国时代许多政权的建立者，都对中原文化有较深的熏染。就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，北方各政权就已经开始仿照汉族王朝的政治文化模式，建立自己的国家体制，提倡文教。不能将北朝的民族融合简单地视为汉化，融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“胡化”。